2011年07月24日
最近公共交通再一次要加价,又兴起一池涟漪。正巧,报章也报道,香港公共交通公司,也建议加价,包括暂时性由政府拨款津贴。可见,在全球性通胀,和石油价格一再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公共交通面对一定成本压力,涨价似乎是有理,有据的。
情感道义、定位的问题
面对涨价的要求,消费者当然心理不愿意。明显的,这种不愿意,进一步发展成为对政府不满意的一种情绪。虽然,这中间还有看似中立的公共交通理事会,在平衡各方和捍卫消费者的利益。
然而,香港和新加坡公共交通服务业者在这轮加价的要求中,有一很大的不同。据报章报道,香港交通业者去年是面临亏损的,而新加坡交通业者却是盈利丰厚(根据早报今天傅来兴的专栏,2011财政年,SMRT和新捷运的税后盈利分别是1亿6110万和5430万)、向股东派息的上市公司。这马上让交通业者(甚至政府)在情感道义上失分(台湾说“社会观感不好”)。
再加上,对于公共交通的定位,各方似乎也有差距。一般普罗大众,当它是公共服务,国家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虽然,不期望它是免费的,但是,却不能接受它是牟利,而且利润丰厚。实际上,整个公共交通的营运,却是以盈利为目标的上市公司。这便是矛盾所在。相信政府的观点是,最好的营运方式是用市场经济的方式。
事实上,不能说政府在公共交通没有投入,如果我没错的话,政府基本上投入于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地铁,再通过招标的形式,发执照让交通业者经营一定的年限。这样营运商业模式,确保公共交通服务的营运,在正常收支下,可以持续营运。从而避免了,政府必须津贴公共交通的营运,而产生的财政负担。
“紧箍咒”的形成
古训中劝人,“财不可露眼”有其睿智之处。它说明了,人看到钱财的心理。公共交通业者每年丰厚的盈余,在一般需要加重负担的人眼里,就显得刺眼,像针一样扎在心头。
这一矛盾引发的心头痛,进而产生对政府的情绪,再加上反对党提出了,其他可能的替代建议,如将公共交通国有化,只收取成本。这样的建议马上就有“市场”。这一来政府便很容易被指为,不体谅民情辛苦、不解民意的困境。
这样下去,公共交通业者的盈余,渐渐的形成套在政府上的“紧箍咒”。“紧箍咒”的发作频率,在每一年公共交通业者发布财政报告、交通业者申请加价、甚至大选的时后,这一问题、矛盾、情绪必然都被再一次挑起。
被动的辩护
而每一次政府都陷入被动,都必须为公共交通业者的盈余辩护。而这些辩护,是否能深入民心?或其实是苍白无力的呢?辩护的重点集中在两点,第一点是为什么公共交通的营运以商业化模式进行,另一点是公共交通业者的盈利问题。其实,第二点是因为第一点而产生。
回应将公共交通服务国有化,最常用的理由不外就是,国外已经有许多失败的例子。最近还提出,只回收成本,企业将没有动力争取效益、减低成本。这样的辩解,难道就否决其他公共服务的效率吗?我们其他公共服务的生产力是怎么来的呢?管理学中的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是怎么回事呢?
最新解说是公共交通业者进半的盈利非来自车资,像是在为公共交通业者的高盈利辩护。当看到这样的解说时,我就觉得它肯定引起不必要的反弹,又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果然不出所料,上网查找到底公共交通业者一年盈利有多少时,就看到很多论坛里的骂声四起。不外是,盈利就是盈利,为什么要区分?出租的地方、广告的渠道,不是业者经营公共交通才获得便利吗?租金和广告收入,为什么不能用来降低车资呢?
自己看到有关的解说时,心头马上有的思考却是,当和国外比较政治人物的薪金时,我们被告知要把国外政治人物未来的收入,如出书和演讲费,和非金钱收入,如享有专机的好处等等,做宏观的考虑。(个人认同这样的说法,而且赞同管理一个国家,承担的责任不亚于管理一家上市公司,所以政治人物的薪金比美上市公司总裁不成问题。只要物有所值。)那么为什么公共交通业者的收入要做切分,不能作宏观的考虑呢?
商业化营运迷思
个人原则上同意商业营运带来的效益。然而,在贯彻商业化营运过程中,个人还是有不明白之处。有时还怀疑,间中反而是无形中提高运作成本,再放映在车资上。
记得好几年前,让新捷运营运东北地铁线时,就好像提出了,这是为了让交通业有竞争得解说。通过竞争确保经济效益,可以协助控制车资。这是基本经济学说的。不明白的是,经济学中说要有竞争,有关商品必须能完全替代。但是,乘客能够因为,不满意南北线的服务或价格,改乘东北线吗?如不果不能,竞争的效应在哪里?这不但没有竞争,是否也因为把地铁线的营运一分为二,而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呢?新加坡这样小规模的市场,有必要用两套不同的设备、管理系统、运作程序、员工培训等等吗?间中的重复投资,不是失去了所谓的经济规模效应(economy of scale)?无形中增加营运成本,在反映在车资上吗?
好笑的是,后来发生交通业者把和地铁并行的长程巴士路线取消。一个说法是为了效益,从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营运,那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经济学上来看,那是违背市场竞争的原则吗?我们是否应该把同一个地区的巴士和地铁营运,让两家不同的公司经营?地铁和并行的巴士路线互相竞争,乘客可以在两者中间选择,地铁和巴士不敢轻易加价。而不是被逼搭只能地铁,地铁加价,没有其他可替代服务。在商业环境中,我也明白恶性竞争的坏处。但是,在关系民生的课题上,我们的平衡点在哪里呢?
商业运作的一大缺点就是只注重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长远的投资。最近读一篇有关快速火车技术发展的报道,它分析美国在这方面落后于中日等国时,就归咎于美国铁路系统是由商业营运。营运商不愿意做成本高、回收期长、风险大的投资。好几年前,当美国发生一次因陈旧的输电系统,导致全国性广泛停电时,也同样归咎于商业营运者,也因为同样的理由,不愿意做更新电力传输系统的投资。(必须说得是,不求前,注意到国会修改某一交通法案,确认政府有必要在市场需要出现时,先行投资。过往可能必须由有关交通业者来做。在改为政府投资后,新发出的营运年限缩短了。)
往前看
公共交通是个不小的课题,说的容易,做的难。部长也承认有许多改进的空间。然而在强调他关注的重点时,也不能忽略如何有效控制车资,和化解盈余这一“紧箍咒”。一再强调车资将控制在国人负担的起的水平,有盈余才可以永续发展,改善服务素质,似乎已不能满足民众的要求。如何是好?
首先,关于公共交通业的营运模式,必须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没有必要急着通过媒体来解说、辩论或论证。因为,一来不能全面探讨、产生的一些疑问不能马上澄清、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时,留下错误的观感难以磨灭。间中也可能出现讯息传达有误或断章取义的情况。
不同的声音中,我们可以归纳共同之处,以此为进一步探讨的基础。如反对党也接受收回成本的原则,所以政府的财政负担不是问题。在这一基础上,是否组织一个有代表性、权威性的专家、学者和相关业者探讨,不同的营运模式。把最终得出的不同营运模式的利弊,各方面的考虑,完整地呈现给社会大众呢?
合作社的模式,消除了商业机构中,三个利害相关者(Stake Holder)股东、员工、客户中的股东。是否更利于平衡剩下的利害相关者间的矛盾?简单的看,股东利益就能归还给客户。
如何推动合作社和其员工的积极性,现代管理学中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公共交通理事会可以在这方面可以扮演这么样的角色?在这一方面,我国不是没有先例,职总平价合作社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吗?
比较困难的是,如何回收两家上市公司?是否可以像之前派发新电信的股票那样,以派发国家增长配套的方式进行呢?让全民拥股,分享公共服务交通的利润呢?
还有,我们是否应该探讨,如何把公路电子闸门的收入直接用于减轻公共交通使用者的负担,或其他形式的降低车资呢?电子闸门的效用和意义,不容置疑。但是,它的扩大使用或收费调整,往往也带来负面的反响。电子闸门除了分散车流量,也一定程度鼓励,或逼使一些消费者转为使用公共交通。让坚持使用汽车的驾驶者,为享受公路空间便利而付出的代价,直接分担公共交通使用者的车资可行吗?公共交通使用者,成为推广电子闸门的受益者,他们是否会成为推广电子闸门的支持者呢?
我们是否必须先跳出旧思维框框(think-out-of-the-box)去探讨新模式,而不急于为现行政策辩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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