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交通的迷思

2011年07月24日

　　最近公共交通再一次要加价，又兴起一池涟漪。正巧，报章也报道，香港公共交通公司，也建议加价，包括暂时性由政府拨款津贴。可见，在全球性通胀，和石油价格一再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公共交通面对一定成本压力，涨价似乎是有理，有据的。

情感道义、定位的问题

　　面对涨价的要求，消费者当然心理不愿意。明显的，这种不愿意，进一步发展成为对政府不满意的一种情绪。虽然，这中间还有看似中立的公共交通理事会，在平衡各方和捍卫消费者的利益。

　　然而，香港和新加坡公共交通服务业者在这轮加价的要求中，有一很大的不同。据报章报道，香港交通业者去年是面临亏损的，而新加坡交通业者却是盈利丰厚（根据早报今天傅来兴的专栏，2011财政年，SMRT和新捷运的税后盈利分别是1亿6110万和5430万）、向股东派息的上市公司。这马上让交通业者（甚至政府）在情感道义上失分（台湾说“社会观感不好”）。

　　再加上，对于公共交通的定位，各方似乎也有差距。一般普罗大众，当它是公共服务，国家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虽然，不期望它是免费的，但是，却不能接受它是牟利，而且利润丰厚。实际上，整个公共交通的营运，却是以盈利为目标的上市公司。这便是矛盾所在。相信政府的观点是，最好的营运方式是用市场经济的方式。

　　事实上，不能说政府在公共交通没有投入，如果我没错的话，政府基本上投入于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地铁，再通过招标的形式，发执照让交通业者经营一定的年限。这样营运商业模式，确保公共交通服务的营运，在正常收支下，可以持续营运。从而避免了，政府必须津贴公共交通的营运，而产生的财政负担。

“紧箍咒”的形成

　　古训中劝人，“财不可露眼”有其睿智之处。它说明了，人看到钱财的心理。公共交通业者每年丰厚的盈余，在一般需要加重负担的人眼里，就显得刺眼，像针一样扎在心头。

　　这一矛盾引发的心头痛，进而产生对政府的情绪，再加上反对党提出了，其他可能的替代建议，如将公共交通国有化，只收取成本。这样的建议马上就有“市场”。这一来政府便很容易被指为，不体谅民情辛苦、不解民意的困境。

　　这样下去，公共交通业者的盈余，渐渐的形成套在政府上的“紧箍咒”。“紧箍咒”的发作频率，在每一年公共交通业者发布财政报告、交通业者申请加价、甚至大选的时后，这一问题、矛盾、情绪必然都被再一次挑起。

被动的辩护

　　而每一次政府都陷入被动，都必须为公共交通业者的盈余辩护。而这些辩护，是否能深入民心？或其实是苍白无力的呢？辩护的重点集中在两点，第一点是为什么公共交通的营运以商业化模式进行，另一点是公共交通业者的盈利问题。其实，第二点是因为第一点而产生。

　　回应将公共交通服务国有化，最常用的理由不外就是，国外已经有许多失败的例子。最近还提出，只回收成本，企业将没有动力争取效益、减低成本。这样的辩解，难道就否决其他公共服务的效率吗？我们其他公共服务的生产力是怎么来的呢？管理学中的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是怎么回事呢？

　　最新解说是公共交通业者进半的盈利非来自车资，像是在为公共交通业者的高盈利辩护。当看到这样的解说时，我就觉得它肯定引起不必要的反弹，又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果然不出所料，上网查找到底公共交通业者一年盈利有多少时，就看到很多论坛里的骂声四起。不外是，盈利就是盈利，为什么要区分？出租的地方、广告的渠道，不是业者经营公共交通才获得便利吗？租金和广告收入，为什么不能用来降低车资呢？

　　自己看到有关的解说时，心头马上有的思考却是，当和国外比较政治人物的薪金时，我们被告知要把国外政治人物未来的收入，如出书和演讲费，和非金钱收入，如享有专机的好处等等，做宏观的考虑。（个人认同这样的说法，而且赞同管理一个国家，承担的责任不亚于管理一家上市公司，所以政治人物的薪金比美上市公司总裁不成问题。只要物有所值。）那么为什么公共交通业者的收入要做切分，不能作宏观的考虑呢？

商业化营运迷思

　　个人原则上同意商业营运带来的效益。然而，在贯彻商业化营运过程中，个人还是有不明白之处。有时还怀疑，间中反而是无形中提高运作成本，再放映在车资上。

　　记得好几年前，让新捷运营运东北地铁线时，就好像提出了，这是为了让交通业有竞争得解说。通过竞争确保经济效益，可以协助控制车资。这是基本经济学说的。不明白的是，经济学中说要有竞争，有关商品必须能完全替代。但是，乘客能够因为，不满意南北线的服务或价格，改乘东北线吗？如不果不能，竞争的效应在哪里？这不但没有竞争，是否也因为把地铁线的营运一分为二，而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呢？新加坡这样小规模的市场，有必要用两套不同的设备、管理系统、运作程序、员工培训等等吗？间中的重复投资，不是失去了所谓的经济规模效应(economy of scale)？无形中增加营运成本，在反映在车资上吗？

　　好笑的是，后来发生交通业者把和地铁并行的长程巴士路线取消。一个说法是为了效益，从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营运，那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经济学上来看，那是违背市场竞争的原则吗？我们是否应该把同一个地区的巴士和地铁营运，让两家不同的公司经营？地铁和并行的巴士路线互相竞争，乘客可以在两者中间选择，地铁和巴士不敢轻易加价。而不是被逼搭只能地铁，地铁加价，没有其他可替代服务。在商业环境中，我也明白恶性竞争的坏处。但是，在关系民生的课题上，我们的平衡点在哪里呢？

　　商业运作的一大缺点就是只注重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长远的投资。最近读一篇有关快速火车技术发展的报道，它分析美国在这方面落后于中日等国时，就归咎于美国铁路系统是由商业营运。营运商不愿意做成本高、回收期长、风险大的投资。好几年前，当美国发生一次因陈旧的输电系统，导致全国性广泛停电时，也同样归咎于商业营运者，也因为同样的理由，不愿意做更新电力传输系统的投资。（必须说得是，不求前，注意到国会修改某一交通法案，确认政府有必要在市场需要出现时，先行投资。过往可能必须由有关交通业者来做。在改为政府投资后，新发出的营运年限缩短了。）

往前看

　　公共交通是个不小的课题，说的容易，做的难。部长也承认有许多改进的空间。然而在强调他关注的重点时，也不能忽略如何有效控制车资，和化解盈余这一“紧箍咒”。一再强调车资将控制在国人负担的起的水平，有盈余才可以永续发展，改善服务素质，似乎已不能满足民众的要求。如何是好？

　　首先，关于公共交通业的营运模式，必须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没有必要急着通过媒体来解说、辩论或论证。因为，一来不能全面探讨、产生的一些疑问不能马上澄清、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时，留下错误的观感难以磨灭。间中也可能出现讯息传达有误或断章取义的情况。

　　不同的声音中，我们可以归纳共同之处，以此为进一步探讨的基础。如反对党也接受收回成本的原则，所以政府的财政负担不是问题。在这一基础上，是否组织一个有代表性、权威性的专家、学者和相关业者探讨，不同的营运模式。把最终得出的不同营运模式的利弊，各方面的考虑，完整地呈现给社会大众呢？

　　合作社的模式，消除了商业机构中，三个利害相关者(Stake Holder)股东、员工、客户中的股东。是否更利于平衡剩下的利害相关者间的矛盾？简单的看，股东利益就能归还给客户。

　　如何推动合作社和其员工的积极性，现代管理学中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公共交通理事会可以在这方面可以扮演这么样的角色？在这一方面，我国不是没有先例，职总平价合作社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吗？

　　比较困难的是，如何回收两家上市公司？是否可以像之前派发新电信的股票那样，以派发国家增长配套的方式进行呢？让全民拥股，分享公共服务交通的利润呢？

　　还有，我们是否应该探讨，如何把公路电子闸门的收入直接用于减轻公共交通使用者的负担，或其他形式的降低车资呢？电子闸门的效用和意义，不容置疑。但是，它的扩大使用或收费调整，往往也带来负面的反响。电子闸门除了分散车流量，也一定程度鼓励，或逼使一些消费者转为使用公共交通。让坚持使用汽车的驾驶者，为享受公路空间便利而付出的代价，直接分担公共交通使用者的车资可行吗？公共交通使用者，成为推广电子闸门的受益者，他们是否会成为推广电子闸门的支持者呢？

　　我们是否必须先跳出旧思维框框(think-out-of-the-box)去探讨新模式，而不急于为现行政策辩护呢？

教育的形式与内涵

2011年07月16日
　　昨天接孩子放学时，小一的儿子一上车就兴奋得告诉我，老师说下周“种族和谐日”时要带多点零用钱。问他为什么？他说到时有不同种族的美食可以品尝，要较多的钱买美食吃。这时才想起，他姐姐之前的“种族和谐日”庆祝方式也是大致如此。

　　小六的女儿上车时，两姐弟就在讨论那天的食品。姐姐也告诉弟弟那天的休息时间，延长到一小时，好让大家有机会品尝各族美食。妈妈从他们那里接过一张“种族和谐日”的通知书时，念出各美食的“报价”，便宜的有0.60元的果冻，最贵的有2.50元的乳酪印度煎饼。他们热烈的讨论当天应该增加多少零用钱，才能吃那些他们想吃的美食。这时，自己不经意的说，其实现有每天1.20元的也足够买一份美食。但是，其中一个就强调，他们希望能多吃些不同种族的美食。自己不以为然的说：种族和谐日不是让你们学习吃不同种族美食，而应该是从中学习要达到种族和谐，所需具备的包容、体谅、互相尊重的精神。从家中做起，就是姐弟俩间要相亲相爱、少点抱怨、多点体谅和容忍。他们也没有回应，我相信他们听不懂话中的深层含义，到家后就不了了之。

　　晚上，让儿子收拾书包时，他看到书包重的“种族和谐日”的家长通知书，就打断正在阅读报纸的我，慎重地指出其中一段，

We appeal to parents to support this activity by providing your child/children with extra pocket money to enable them to patronise the stalls. Our pupils will then be able to experience and savour food of varied ethnicities.

我们恳请家长给你们的孩子多余的零用钱以支持这项活动，好让他们能够关顾各摊位。我们的学生将能体验和品尝不同族群的食品。（作者译)

　　看来，儿子还是在意，当天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零用钱，找到这有力的支持论据，便迫不及待的让我看。我只有告诉他，我会考虑，并要看他的表现才决定。

　　学校办“种族和谐日”的意义，我是明白的。但是，演变成孩子把那一天的焦点放在要多点零用钱上，不由得让我想到学校办这样的活动，是否能够传达有关课题的内涵，还是只流于形式？

　　仔细看看通知书，当天的活动不少：

• 图书馆会办为期一个星期的书展，展出有关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书。
• 参加“笔友计划”的同学能够第一次和来自其他学校的非华族笔友见面和交流。
• 让学生学习和参与传统游戏。
• 有家长义工提供的美食摊。
• 学校礼堂也将有来自校外团体呈现的舞蹈表演，之后将有“种族和谐日”的重要性／意义的演示(presentat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Racial Harmony)

　　根据通知书说，办这活动的目的是：

Through all the above activities, we hope to achieve our aim of fostering in our pupils unwavering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for the importance of racial harmony in our society.

通过以上的活动，我们希望达到我们的目的，培养学生们坚定地尊重和了解我们社会中种族和谐的重要性。（作者译）

　　整个活动的立意是不容置疑的，相信学校、老师和家长义工必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策划、筹备和执行当天的活动。然而，活动是否是因为在小学办，而只局限在表面的展示，和体验不同种族的差异，并强调种族和谐的重要性？却不能真正的让学生们学习到，更深层次的，达到种族和谐所必须具备的个人品质和修养？

　　这样深层次的个人品质和修养的教育，就如道德教育一样，如何能够深入众学子之心？绝非多少次的演示、演示内容插图和音效有多精彩、或老师是否苦口婆心所能达到。因为，这些都容易，也必然，在现在的学生中流于说教。只有通过生活中的体验，人的内心才有感受，人才有启发，学到的才能深刻。

　　但是，我们的生活中，有创造提供这类生活体验的机会吗？我们所做的，给大家提供的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这不由得让我想到自己一路来，每每从报章上看到或者听说各种规范时，不期然产生的一种担忧。如:

• 丧礼中祭祀活动、七月歌台、中元会中标福物都必须在晚上10时前停止。
• 标福物不能用扩音喇叭。
• 印度大宝森游行时，其他人不能为抬神架的人，播或演奏音乐、在旁跳舞。

　　这种种规范背后，当然有其考虑的理由。规范也提供了管理的方便，界线分明。但是，这会不会强化了大家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中，争取、捍卫自己个人权利的意识呢？少了让大家学习当中必须具有的体谅、包容和互相尊重呢？

　　自己出席丧礼时，好几次都注意到，有时会有警车到来，徘徊了一阵后离开。这是巧合吗？还是附近有人不能接受丧礼发出的声响（晚上10时之前），停车场的拥挤（不排除有人非法停车）而报警？还好，几乎每一次警察来了，只是徘徊一阵就离开。相信，警察一般都没有发现任何过份违反规范的情况（即使有的话），加上他们也能体谅丧家的处境。我真希望几次看到警车的出现，只是巧合。提出这点，不是纵容违反规范，或为违反规范开脱。（毕竟，“自律”也是促进种族和谐所需的品质）。这是为了点出，现今的人，是否在种种规范下，学到的只是捍卫自己的个人空间和权利，错失了学习和体验，对多元种族、文化、宗教中，所需的互相尊重、体谅、包容？

　　自己儿时，就住在和实龙岗路大宝森节其中一间印度庙隔两条街的屋子。记得刚搬到那里时，每逢大宝森节前夕，该庙就会通宵达旦的播音乐。当时，大人想要投诉。大人如果有谈到大宝森节带来通宵达旦的音乐或周边道路的拥堵，也只是茶余饭后闲聊的生活话题，没有一丝怨言。我想这里面有对彼此宗教习俗的尊重和包容。反正一年也只那么一个晚上。

　　另外一点，当时住的屋子，一排12户，底层是停车场，每户可前后停两辆车，全部相通。哪一家办丧事，大家几乎多不需要丧家打招呼，就自动自发的把车子停到后巷，让出停车场给丧家用。
今天，我们如何在社会、学校、家庭的层次给孩子们创造这样的生活体验？

知道自己的“谏臣”在哪里吗？

2011年06月04日

　　在所谓的＂分水岭大选＂后，政府好像发现以前的政策很多都有问题，所以重新检讨政策和多听人民的心声，好像成为现在不少大人物发言的常用词。

　　大选过后，自己就曾经思考，为什么只有大选开始时（忘了谁说“the ground is not sweet”），和成绩出来后，政府才惊觉，自己没有听到一般百姓的声音，才发现自己许多政策不合民意，必须调整。 其实，政府也在积极地收集民意。所以有了民意处理组，不断通过各种新科技和管道收集民意。部长选区访问时，不也时常办居民对话会吗？那么是哪里出了问题?　有人说是基层组织出了问题，不能传达民意。更有人在报章读者来信中说，部长议员出访时，被基层领袖包围在身边，看不到实情。如环境都事先被打扫好。记得自己曾在网络看到，这样的一篇报道：中国总理温家宝一次出访地方时，就曾经喊道：“是干部的话，都给我退后。”（作者注：对不起，没有查证该报道的准确性。不过，它带出发生在领导者身边的一个普遍现象，故在此引述。）几天前，又在报章上看到，总理在一个答谢基层组织的集会上，好像说了类似，不是基层组织没有传达民意，而是解读时有所不同。到底问题在哪里？如何能避免？

　　除了政治人物，我们自己，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是领袖或领导者，如公司或部门的主管、学校中的师长、班上的班长/组长、或甚至家庭里的家长。那么做为领袖的我们，如何发现自己在“施政”的盲点或错误呢？如何避免以上所说的问题？

　　自己在待人处事上所受的教育一直是，眼睛不要向外看别人的不是，而是必须向内看自己的不是或不足，也即是反省的总要性。有了个人的反省是否足够呢？记得＂分水岭大选＂刚要开始时，其中一个话题就牵涉到所谓的“小圈子思维”。如果自己的了解没有错，当时有人指出政府制定政策的圈子内，由于大家都在体制内，背景又大致一样，不容易有不同意见，擦出火花，让所制定的政策更全面。那么从个人也都是领袖的角度来说，单纯的靠个人的自我反省是否足够呢？这会不会是一个自我的“小圈子思维”？

　　所以，除了眼睛向内看外，我们是否也应该向外看？从中找到能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是或不足的资源呢？这又是什么样的外部资源？

　　古人说：“以友为镜”是什么意思？傅佩荣先生在《原来孔子这样说》一书中就提到，《论语·季氏》中的『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他解释为，孔子说的“友直”是三种益友之一，是指以道义相交的朋友，而非以酒肉、利害先交的朋友。“直”的朋友，看到我们犯错时，会直接的提醒。

　　这时，自己想到读历史时，时常有提到所谓的“谏臣”。有名的是开创唐朝盛世——“贞观之治”唐太宗的“谏臣”，魏征。然而，“谏臣”只是后来的人，对那些时常必须提着自己的脑袋说话，劝谏皇帝的人的尊称？还是备受现在民主人士，非议的封建专制皇朝，在当时就有制度让那些皇帝老爷看到自己施政的不是或不足？“谏臣”其实是这一制度底下的一个职称？

　　为了查证和继续思考这个问题，特地“谷歌”了“谏臣”这个词。从中找到两篇文章，《中国古代十大谏臣》和《中国谏议制度》。前一篇中便提到魏征的正式职称是“谏议大夫”。而后一篇更明确的说中国从秦汉时期便建立了所谓的“谏议制度”。虽然，我不能确定文章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不过我相信，在所谓的封建专制时代，当时的领导人就有那样的智慧，设立了一个能够从外帮助自己看到自己不是、不足、和“施政”盲点的制度。

　　虽然，这样的制度可能流于形式，但它的成败，还是决定在领导人手中，也即是我们自己。唐太宗在魏征死后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魏征猝逝，遂失一镜矣！”

　　那么，我们有没有那么样的胸襟设立自己的“镜子”或“谏臣”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谏臣”在哪里吗？我们身边有“谏臣”吗？他们是谁？有了他们，作为一位领导者，我们有没有唐太宗的智慧，能听取和接受在我们下位的人的批评和指正？

　　再进一步，我们自己是否能扮好作为他人“谏臣”的角色？我们有孔子说的“直”吗？能够不偏不倚，忠于道，而大无畏吗？

　　大家共勉！

竞选胜败之间，与民主素养的进程

注：“胜败之间”不是指胜败的那一刹那。这里指的是胜败已分后，胜败双方间的互动（包括他们各自支持者）

2011年05月15日

　　大选已过，不该是尘埃落定的时候。然而，看到几件事情在同时演变，又再引发自己的一番思考。选举的进行，就有胜败，就有攻防。胜败是否就造就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攻防是否就造成了敌我，和对立呢？

　　先是有人不满票数太接近，发动情愿，要求普选。根据报章报道，甚至有人说，政府不是要听人民的声音吗？这就是让政府听到人民的声音。这样的要求，应该不会通过。（希望不要又成为政府不听取民意的另一佐证。）

　　可以理解这些居民对失去一个自己敬爱代议士的心情。但是，这样的请愿，不符合民主程序，除非原有的选举程序出现了违法之事。这是否显示我们的民会意识或精神还不够成熟？我想这是民主进程的一部份。然而，民主意识或精神的发展，是如何达到？如何避免不必要的阵痛？

　　个人就认为，所有参与竞选的领袖（虽然，有人说那是人民公仆，必须服务于人，但是，个人还是觉得他们应该是领袖，必须有领袖的素质。），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些领袖必须促进我们的民主进程。因为，只有在一个良性竞争，而有序的民主环境下，国家才能全民团结，共同发展。（或许是否有助于促进健康的民主进程可以列为衡量“第一世界政府”的一个指标）

　　就以的请愿为例子，落败的一方，如果能够大方的在接受报章追踪访问时，不只是简单的说该党与请愿行动无关，而是呼吁支持者，接受大选的结果。这不只将平抚支持者的情绪。也将能够张显民主应有的精神，也给大家作了一个很好的民主程序示范。

　　巧的是，自己也在网上同时看到这个讯息。讲的是有人，因为以下的看板不久可能就要被拆除了（我想这个阶段存属猜测），而特地去拍照留念。

　　这又引发我的思绪。一个政治领袖的气度和心胸，不只在如何面对失败，也在于他如何对待对手，尤其是在胜出后。

　　在这个时候，胜选者能够体会该区部分居民对原有议员的情感的联系是有必要的。个人认为不一定需要把它拿掉。可以想想如何以不同的形式保留它，如作为向国家民主进程中一位斗士致敬，感谢他在这一区服务了27年。毕竟，他还受另外49%人的他支持。

　　这不只符合总理大选后记者会上发出团结人心，修补裂痕的要求。也符合政府领导人，要用心和人民交流的用意。这将传达一个更重要的意义，不是胜者王、败者寇。也比单纯的在选后呼吁修补裂痕有意义？，给大家做一个良性民主竞争的示范。显示领袖大度、包容的心。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选后呼吁“修补裂痕”是现在很多国家选战之后胜利一方的标准“口号”呢？既然选战后必须呼吁“修补裂痕”，那么选战时，就不要挑起怨恨、敌对或对立！那选战应该怎么打？个人就对另一政坛新星说出“老虎要等选民去杀”（从平面媒体读到的）很不以为然。虽然这也可以简单的以“杀”只是一个比喻作为解释，但是比喻可以更有水平。不然，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后果不堪设想。选战中难免要挑起不满的情绪，但是务必不能挑起对立和仇恨。）　

　　（另一个自我反省的题外话，看板产生的问题也提醒我，本地政坛老人常说不要为自己立碑的宗旨。因为有立就有破。个人就认为看板里如果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当地的居民。英文词句不是  “My”，而改为 ”Our Kind Of Town”　将减少个人色彩。当初竖立这个看板时，个人色彩少一些，可能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

　　可见，不论胜败，投身政治选战中的领导者，不应只为了个人的政治理念、为了能给人民创造更好生活环境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必须提高追随者的民主素养、推动民主进程。

多元的声音

2011年05月8日

　　这一届的选举，有政党用“第一世界的国会”作为竞选标语。从市场行销的角度看，是成功的标语。它容易解释和了解，“国会必须有不同的声音，只有竞争才有进步”。这样的诉求，也符合人们思变的心理，所以这个标语，最容易深入人心。

　　思考和写这个课题，不在于探讨“多元的声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己在职场上也算是个领导，当过一个部门小小的主管。曾经读过这么一段印象深刻针对领导人的哲理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有个统治者向一位古圣贤（好像是孔子）求教管理之道，这位圣贤原本不想说什么，大概知道该统治者，听不进去或不可教。但是，统治者再三要求下，圣贤勉为其难的说了，大意如下：“如果你身边听到的都是同样的声音，而听不到其他的声音，那是你的统治开始没落的时候。”（自己在学习上不够努力，不能引经据典列出这段话的原文和出处。还得要加把劲！）

　　在冷静日跑步时，“多元的声音”这个概念再次浮显脑海中，经一番思考，有以下的思考和探讨。

　　首先，现在“多元的声音”的要求都是向外要求，很多时候更是作为争取自己有发言权或自己诉求的依据。那么对内呢？跑步时就想到，人因为自己的学识、历练和理想，往往都有自己主观的想法和立场，这决定了自己待人处事的方法、态度和精神。如果我们能要求自己在待人处事作重要决定时，内心中能有“多元的声音”，我们就会有意识的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和判断，重新审视原先的决定，必要时加以改进，我们将做的更好。内心多元的声音，避免了偏见和武断，让我们的思考变得更全面和更宏观。自我内心多元的声音，也是个人自省的根源之一。

　　其二，“多元的声音”带来好处是有前提的。一是发声的人必须有一定的素质，才能提供有份量和建设性的声音。否则，将会形成太多的杂声和噪音，把真正好的声音给掩盖了或把问题真正的本质给模糊了。另外，大家除了要发声之外，也必须愿意聆听和愿意尝试接受。否则，将是各说各话的局面。好的“多元的声音”必须是客观的、不以偏概全和有根有据。

　　第三，有了“多元的声音”之后，要如何处理不同的声音，尤其是许多声音将是对立。就如自己工作时，产品开发和市场行销的意见和看法往往相左，时常都是在对立面，例如开发部想把产品做的更好，需要更多一点时间，而市场行销却要争取更早出货，以争取抢先进入市场。很多时候，最终是你赢我输或是你输我赢的局面。直到读到James Collins和Jerry Porras在Built to Last一书中提到，许多在20世纪成功和受赞赏的公司都有一个特质，"…is their ability – and willingness – to simultaneously adopt two seemingly contrary objectives at the same time.” 可见有意愿和能力结合看似矛盾或对立的“多元的声音”是成功之道。

　　在一个组织中，结合“多元的声音”需要一个过程。首先，必须是各种声音有公平表达、解释和辩论的机会。通过这个过程，一些声音将优胜劣败自动退出（最理想，有自知之明，不用别人来淘汰！），存留下来的声音可能进化提升，变得更好。整个过程，希望最终能产生一个最好的声音。但是，现实中没有绝对的完美，再加上往往因为参与者不同价值取向，或利害关系，剩下的几个声音，各有其优缺点。如果只能有一个决择，就必须取决于有关组织既定的游戏规则，通过民主程序或领导人的智慧、能力和魄力做出被认为最好的取舍。这是理想世界的程序。现实世界能不能达到，就看所有参与者的诚意和智慧，但往往事与愿违。

　　就如民主最终的目的，与其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有一人一票的权利，一人一票只是程序。民主真正的意义和最终的目的，是要取得最好的意见或结果，让最好的声音出来（有多少人真正的了解这意义？）。然而，在没有能力和智慧，分辨和排除“多元的声音”中的“杂音”和“噪音”，在结合其他剩下的“多元的声音”的过程中，往往是在吵吵闹闹中，彼此妥协，或相互交换利益。得出的结果，只是大家可以相互接受的次等方案。难怪之前看到台湾政治评论人，南方朔就提到有人说：“民主政治往往是彼此妥协，抱在一起沉沦”（大意）。

　　个人这样的思考，不是否定“多元的声音”，而是明确认识问题所在，才能时刻提醒自己，在“多元的声音”的硝烟中，认清问题的本质，多听多接受。扮演好“多元的声音”的一份子与其程序中的一个角色，避免不必要的妥协。　

道德权威之二——认错的艺术

2011年05月04日

　　自己在当领导时，一年两次必须做审核下属的绩效考核，和向老总提交针对自己的绩效考核。大多数公司的绩效考核，基本上就是以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为准。

　　过程中发现几乎所有人不知道如何做好，针对自己的绩效考核。当然，这也牵涉到，自己要求比其他人高。我就明确地告诉下属，他们除了写自己做到或达到什么考核标准，我也要看到他们写出，他们在完成整个绩效的过程中学会什么，有没有实例展现他们的素质和才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发现自己不足，或认识到自己在那里做错了。因为，只有知道自己不足和错误，自己才有进步的空间。最终能够写出自己的不足，或说出自己错在哪里的几乎少之又少。

　　一个人过于强调自己的成功，很容易就忽略了自己不足之处。必须表现自己不会犯错的。更糟的是，渐渐的让别人觉得自己自以为是，态度“傲慢”。听不到他人的谏言，失去了道德权威。

　　认错的艺术，不是简单的停留在说出“我错了＂，或者“如果我错了”。更重要的是能够＂认识＂到自己错在哪里，再进一步向别人说出自己错在哪里。所以，全文中“认错”这个词，不只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必须是公开的向他人明确的说明自己的错误在哪里。

　　另一个情况是，在上位的人真的犯错时，是否应该向下面的人认错，还是含糊带过？认错是不是显示在上位的的不足，让他失去了威信？就如老师是否应该向学生认错，家长是否应该像孩子认错？可见一个领导人能够承认自己犯错更不容易，尤其是向自己的下属认错。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就发现向下属认错比向自己的老总认错，还要困难，心里压力和挣扎更大。

　　所以，一个领导人能够真诚的认错，而且明确的说出错在哪里，是难能可贵的。自己印象深刻的是在SARS期间，时任卫生部长得许文远，在心里卫生学院被怀疑可能爆发疫情时，就第一时间承认自己错误，自己的工作比疫情慢，（实际的道歉内容我记不清楚，也没花时间去查证。抱歉！）。当时，经媒体报道，就得到很多人很好的回响。可见，向下属或被自己管辖的人（如孩子）认错，是认错艺术中更高的境界。

　　认错艺术中的另一个关键，就是时间点。能够在别人还没发现错误和指出错误前，就自知自觉地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在第一时间公开认错，是自己素质和涵养的表现。时间点的另一关键，就是当别人指出自己错误时，能不能在认识自己的错误时即刻认错，还是尝试给自己的错误做种种的解释，给自己寻找下台阶。还是，只有被逼到无路可退时才认错？

　　最困难的是在他人的猛烈批评中，能够平心静气的看到问题的本质和认识自己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很多人往往是反守为攻，对批评者采取更猛烈的回击，甚至另辟战线，模糊了原本问题的焦点。自己职业生涯时，就犯过这样的严重错误。当时，有个级别和自己相当的同事，批评自己部门的一些工作时，（实际内容记不清楚了），自己就不能看到对方的用意，和问题的本质，反而针对对方在其他课题上的问题回击。后来反省，这是自己在面对批评时，不能接受自己的不是，也尝试以对方的不是减少自己的罪恶感。

　　思考这个问题时，就发现在处理组织错误问题时，认错就更加复杂了。自己身为领导人时，在处理一些部门的错误，就陷入另一种问题的思考。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犯错的人处理问题。有时考虑到犯错人的出路，或在他人心中的形象，就没有把相关错误公开。而且只让犯错的人自动辞职，外人看不到有人因为犯错而付出代价。在一些对有关是情半知半解的人心中，会不会造成不知错的印象？

　　认错的艺术还必须有后续的行动，为自己的错误道歉，而这个道歉应该是没有条件，没有“如果”，没有“因为”。还要纠正错误。更重要的是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在组织中，身为一个领导者，更要确保从有关错误学习到的经验能够得到传承。不能让组织再犯上同样的错误。否则，同样的错再重复，虽然犯错的不是自己，不是同一个人，领导者还是难辞其咎。

　　和所有领导者共勉！

补记：

2011年05月07日

1. 留意到这几天不少人认错时，常常附带地说， 类似“人没有十全十美的”、“谁能无过”或“人都会犯错”的话语。这引发了自己对认错艺术进一步的思考。
2. 以上的话语，一般由第三方在劝人要宽容或体谅时用的。在认错时自己附带以上的话语，感觉上就如好久之前某一国际巨星认错时，说他犯了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虽然，这样的对比有点极端。但是，从认错的艺术上看是下下之举。这是在给自己的错，寻找下台阶，要求别人体谅或原谅自己。可是对于自己的错，是否彻底懊悔，认清责任？
3. 附带这样的话语，是否代表告诉听众，“你们不应该期望我十全十美，或不会犯错”。那听众这样的一个期望是怎么来的呢？自我反省时，深刻体会到先贤说“谦卑”的意义，当自己有成就和成绩时，不要老是以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也不要老是宣扬自己是最完美，好像没有瑕疵似的。时不时也应该公开检讨自己做的不足和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
4. 另为腰提的是，之所以思考和讨论“认错的艺术”，不是为了在认错时，知道包装自己的认错。而是警惕自己，认错要真诚，认错时不要犯上类似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事先要尽力不要犯错。

道德权威之一

注：　　标题是尝试翻译"moral authority"。有关的词汇出自最近在网上读到的一篇文章Response to "A letter to my friends on the General Elections".　和今天英文报《今日报》一篇报道中引述执政党一位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上用到相同的词语。

　　从网上尝试搜寻其定义，有一简单的说法是指说服他人事情／世界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是指说服力。个人的理解，道德权威指的是，如果所说的或是所做的，从某些价值衡量标准上有其不足，就算所说或所做的再有道理，还是会失去其说服力，阻碍大众对该言行接受的程度。

2011年05月04日

　　大选时，有不少课题在发酵。其中一个就是国家领导人的薪金。

　　个人的了解，部长的薪金的确定是有一个独特的机制。如果，我没错的话，它是和几个特定的行业如金融业和法律界等最高几个人的薪金挂钩，通过一些方程式计算，其中包含一些经济指数的考虑计算出来。如果我没错的话，这个机制也适用于超级公务员。

　　一路来个人对这个机制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首先，个人是从价值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前提是有关人选是恰当的，而且真正在做事）。国家领导人的职责比各行业的人还要高，领和他们相比的薪金是能够接受的，只要“物”有所值。

　　其次，有一个明确的机制，就有一个透明度，不会随领导人个人的喜好决定。记得金融危机时，当台湾或其他华人地区还在辩论，是否削减政治人物和公务员的薪金时，我们现有的机制就自动导致相关人员的薪金减少，大家专注于应付经济危机。我想这就是这样一个机制的优点。

　　最近读到副题里的文章，才惊觉自己的思考中有个盲点。就是领导者的威信受到道德权威的影响，这个威信不只是，领导者的学识、已经作了多好、有多少个人魅力或演说技巧，更重要的是“社会观感”。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自己常看到台湾政治人物用“社会观感不好”这一说法。

　　对于＂钱不够用＂的人来说，不管钱不够用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或不当的个人规划/花费，他们自然就会对相关的领导获取高薪产生负面的观感。在国会中拒绝为增加贫困家庭／孤苦老人每个月的补助金一两百元时，再多有道理的解释都很容易失去对一般大众的说服力，相关领导的权威性就被削弱。这应该就是“社会观感不好”的一个典型例子。

　　也因为这样，任何的问题或失误，就会被人无限放大。

　　就如“逃马”事件，到底有关的部长需要负什么责任，负到什么程度？个人就认为在整个事件中实质犯错的人，应该承担责任。相关领导人真诚的代表有关组织／单位道歉就可以。继续的将有关责任问题无限上纲，是不必要的。领导者的其中一个素质就是善罚分明。责任的追究止于犯实际错误者。无谓的追究责任，只会让工作的人失去工作的热诚。而一个有承担的领导者，就必须对这些无谓的责任追究说不。

　　“社会观感”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但是，有个前提，就是社会观感的产生必须是理性和客观的。不然，往往就沦为一个不讲理的理由。当“社会观感”被过度的强调，期产生的极端例子，就像台湾媒体是由提到的“按民调施政”。最终领导者，失去了其前瞻性和领导力。

　　有了以上的思考，个人还是觉得领导者和公务员薪金与私人业界的顶尖人士挂钩是可以接受的。相关职位所需的才智和承担的职责，不亚于私人领域职务。而且，作为公共政治人物，也有不少其他个人和家庭的牺牲。

　　问题是有关的挂钩除了是业界的薪金、国家经济的增长外，为了更好的反映施政成绩，是否应该考虑其他指标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一般薪金增涨幅度？在种种的计算标准底下，是否应该有一个顶限？

　　否则不只是高薪将永远是一个说不清的课题，也影响了领导人在一些课题的道德权威——说服力。

正副驾驶之二

2011年05月03日

　　群众大会正副驾驶的例子，经过一番讨论，现在升华为正副机师。有人跟进正副驾驶是合作关系。

　　昨晚的群众大会，就有反对党的发言人说，反对党进入国会，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他们要做政府的伙伴。能说出这样的话不容易。虽然，他的内容还只是停留在提供不同的声音。

　　民主程序的意义，不单只是不同、多元的声音。而是，通过有秩序地讨论，找出最佳方案。

　　在下一步就是讨论什么是第一世界的正副驾驶了。已有人提出与其讨论什么是第一世界的国会，倒不如讨论衡量第一世界政府的标准。

　　就如我之前的文章所说，第一世界的国会只是果，不是因。必须有第一世界的正副驾驶和后座乘客，才能有一个健全，有效地国会。

　　希望正副驾驶的讨论，能够继续深化，进一步讨论第一世界正副驾驶的衡量标准。

我们要什么样的副驾驶?

2011年4月29日

        听了大选群众大会的一个比喻，有以下的想法：

        "第一世界的国会"一个很好的概念（或口号？）（又一个"世界第一"？）。

       但是，我们全体国民都有必要把它的含义进一步的深化和建立共识。如果以正副驾驶比喻，我们是否应该着重在出发之前，由正副驾驶带领后座乘客探讨我们的目的地，和途径再出发。还是，在途中才给对方一巴掌，那会不会造成车翻人亡？如果，正驾驶也回手，是不是我们的国会也大打出手？还是，正驾驶如果睡了，应该只是拉煞车器或正驾驶不当驾驶时，按正常程序把他替代。如在下一个休息站时，把正驾驶给换了。五年一次是不是就是那个煞车器，那个休息站？

        如何带领乘客探讨课题，正副驾驶和乘客都必须展现他们的理性、建设性。如何平衡不同的声音、意见和目的？如何避免对立、不必要的妥协？如何避免正副驾驶只为讨好后坐乘客，满足后座乘客的眼前利益，和微观支节，而忽略了前方道路的障碍、长远的建设和宏观的方向？

        所以，我们必须先有第一世界的正驾驶、副驾驶和后座乘客，才能有第一世界的国会。有了副驾驶(必须是一个胜任的副驾驶)只是有了其中一个因，不是“第一世界的国会”的果。

       下一个问题要考虑的是，副驾驶的驾照怎么来？

是否应该有奉养父母假期？

2011年01月21日

　　今早跑步时，听到958电台的讨论话题，“公司企业是否应该给员工奉养父母假期”。这个话题的产生是因为最近报章报道有些企业自发的给员工奉养父母假期，广播员借此讨论。

　　有人的立论是，既然有育婴假，为什么不能有奉养父母假期呢？有人认为这是个没有必要的话题，因为奉养父母是应该做的事，不应该是有没有假期。

　　个人的想法是，奉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有关课题的讨论不应是假期和奉养父母有什么因果关系。公司该不该给员工奉养父母事假，政府既然提供育儿事假，那么是否应该有奉养父母事假？这个课题的立论应该建立在这背后的意义和所传达的精神。

　　有不少公司都号称是亲家庭的，如果我没错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推动亲家庭的企业委员会。不过，很多的推动是针对顾客，借此增加公司的业务。其实，针对对员工的亲家庭措施，也应该是不能少的。有些企业就办过在某一天让孩子到父母的公司了解父母的工作的环境。问题是我们对家庭的定义是否，就只有员工的孩子？员工的父母，尤其是年老病痛的，是否是被忽略的一群？

　　政府那方面，不是说我们在进入老龄化的阶段吗？我们不正在考虑调整许多相关政策吗？许多家里的老人有病痛，看医生时都需要有人陪同。我相信很多孝顺的孩子都会请假，不在乎政府是否有规定奉养父母事假。但是，政府不是在呼吁子女必须奉养父母吗？给与奉养父母事假，是一个讯息的传达。除了孩子外，员工的父母也是家庭重要的一环。我们不是刚修正了奉养父母法令吗？有育婴假期，而没有奉养年老父母的事假，是否在讯息传达上不一致，政策上不协调？

　　当然，执行层面有许多考虑，就有听众打电话说，育婴事假被滥用。有年轻父母用育婴事假出国旅行，把孩子留在家里让祖父母照顾。企业机构也有其营运成本的考虑。奉养父母事假是否只限年龄达到某一个年龄的父母？但是，把握好意义和精神，执行层面可以全面规划，不在本文的思考范围。唯一的建议是可以考虑把奉养父母事假和育婴假结合，让员工按个人需要灵活利用规定的总天数。

　　这样更多员工受惠，现在只让那些拥有年幼孩子的员工受惠，将来有年老父母的员工也能受惠。这也符合企业和政府亲家庭措施对员工上有父母、下有子女的并重。企业也不必太当心营运上负担过份加重。